36章 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忘。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赏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傅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人＋谬的右半）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人＋谬的右半）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政哉，无天命！维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解释

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进行文学创作，都必须先确立一个正确的标准和法则。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像在圆盘上测量时间一样，即使有再巧妙的工匠，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然而，当今社会的真伪难以辨别，因此，言论必须遵循三个法则。这三个法则是什么呢？一是要考察天鬼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二是要验证先王的典籍；三是要应用于刑罚。这就是言论的三个法则。

当今的士人和君子，有些人认为“命”是虚无的。我知道“命”是否存在，是根据众人的所见所闻来判断的。如果人们听说过、看到过，就说它存在；如果没有听说过、看到过，就说它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考察一下百姓的感受呢？从古至今，有谁见过“命”的具体形态，听过“命”的声音呢？显然是没有的。如果认为百姓愚昧无知，他们的所见所闻不足以作为依据，那么为什么不考察一下诸侯的传言呢？从古至今，有谁听说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呢？显然也是没有的。

那么，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圣王的事迹呢？古代的圣王，推举孝子以鼓励人们侍奉父母，尊崇贤良以鼓励人们行善，颁布法令以教导民众，明确赏罚以劝阻恶行。这样一来，混乱的国家可以得到治理，危难的局面可以得到安定。如果不相信这一点，可以看看历史：夏桀的混乱被商汤治理，商纣的混乱被周武王治理。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百姓，只要上层的政策改变，百姓就会随之改变。在商汤和周武王的时代，国家得到了治理；在夏桀和商纣的时代，国家陷入了混乱。国家的安危治乱，取决于上层的政策，怎么能说这是“命”呢？那些说“命”存在的人，显然是错误的。

现在那些相信“命”的人说：我们并不是现在才提出这种观点，而是从三代以来就有这种说法流传下来，现在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呢？回答说：那些相信“命”的人，难道不知道三代时期的圣人和善人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三代时期的暴君和不肖之人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初的列士和桀大夫，他们言行谨慎，对上能够规劝君主，对下能够教导百姓。因此，他们得到了君主的赏赐和百姓的赞誉。列士和桀大夫的名声流传至今，天下人都说这是他们的功劳，没有人说这是“命”的作用。而三代时期的暴君，放纵自己的欲望，沉迷于酒色，不顾国家百姓的安危，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自己也受到了刑罚。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无能，反而说这是“命”的原因。即使是三代时期的穷苦百姓，也是如此，他们不能好好侍奉父母和君主，贪图享乐，懒惰不事生产，导致衣食不足，甚至挨饿受冻。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懒惰无能，反而说这是“命”的原因。即使是三代时期的伪善之人，也是如此，他们大肆宣扬“命”的存在，以此来欺骗愚昧的百姓。

圣王早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忧虑，因此将这些记载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仲虺之告》中写道：“我听说夏桀假借天命，向百姓发布命令，天帝因此厌恶他，导致他的军队覆灭。”这是说夏桀相信“命”，商汤和仲虺都反对他。在《太誓》中也写道：“商纣王居住在夷狄之地，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了他的祖先神灵，不肯祭祀，还说：‘我的百姓有命。’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天帝也抛弃了他，不再保佑他。”这是说商纣王相信“命”，周武王在《太誓》中反对他。在《召公之执令》中也写道：“啊！政事啊，没有天命！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要制造谣言，不要自降天命。”在商、夏的《诗》、《书》中也写道：“‘命’是暴君编造出来的。”

当今的士人和君子，如果想要辨别是非、利害的原因，面对那些相信“命”的人，必须坚决反对。相信“命”是天下的大害，因此墨子坚决反对它。

解释：

这段文字是墨子对“命”这一概念的批判。墨子认为，“命”是虚无的，它只是暴君和懒惰之人用来推卸责任的借口。墨子通过考察历史、圣王的事迹以及先王的典籍，论证了国家的安危治乱取决于上层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命”。他主张人们应该通过努力和正确的政策来改变命运，而不是听天由命。墨子反对“命”的存在，认为相信“命”是天下的大害，必须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