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 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 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 生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 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 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 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 ，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 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 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 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 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 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夫马 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马知已此矣！夫加 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 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 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 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解释

马，蹄子可以踏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起蹄子奔跑，这是马的天性。即使有高台大殿，对它也没什么用处。到了伯乐出现，他说：“我善于驯马。”于是用火烧、剔毛、刻印、烙印，用缰绳拴住，用马槽喂养，结果马死了十分之二三。再让马挨饿、口渴、奔跑、鞭打，马死的就超过一半了。陶匠说：“我善于制陶。”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合乎矩尺。木匠说：“我善于治木。”弯曲的合乎钩，直的合乎绳。难道泥土和树木的本性就是要合乎规矩和绳墨吗？然而世人却称赞伯乐善于驯马，陶匠和木匠善于制陶治木。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百姓有他们的天性，织布穿衣，耕种吃饭，这叫同德。他们纯一而不偏私，这叫天放。所以在道德最高尚的时代，人们的行为稳重，目光专注。那时，山上没有小路，水泽没有桥梁；万物群居，连成一片；禽兽成群，草木茂盛。所以禽兽可以拴着游玩，鸟巢可以爬上去看。在道德最高尚的时代，人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存。哪里分得清君子和小人呢？大家都没有知识，德行就不会离失；大家都没有欲望，这叫素朴。素朴，百姓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等到圣人出现，他们费力地推行仁义，天下就开始疑惑了。他们放纵地追求快乐，繁琐地制定礼仪，天下就开始分裂了。所以，如果纯朴不被破坏，谁会用牺尊？如果白玉不被毁坏，谁会用珪璋？如果道德不被废弃，谁会需要仁义？如果性情不离失，谁会需要礼乐？如果五色不乱，谁会追求文采？如果五声不乱，谁会追求六律？

破坏纯朴来制作器具，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来推行仁义，是圣人的过错。马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互相摩颈，生气时互相踢背。马的本性就是这样。如果给它加上马具，套上马鞍，马就会反抗、挣脱、咬嚼、踢打。所以马的智慧能达到这种程度，是伯乐的罪过。在赫胥氏的时代，百姓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去哪里，含着食物嬉戏，吃饱了肚子游玩。百姓的本性就是这样。等到圣人出现，他们用礼乐来规范天下的行为，用仁义来安抚天下的心，百姓就开始追求智慧，争夺利益，无法制止。这也是圣人的过错。

这段文字批判了人为的规范和制度对自然本性的破坏，主张回归到最原始、最朴素的状态。作者认为，马的本性、百姓的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人为的干预和改造。伯乐、陶匠、木匠、圣人等人的行为，虽然表面上是为了“驯马”、“制陶”、“治木”、“治理天下”，但实际上却破坏了自然的本性，导致了混乱和痛苦。因此，作者提倡“素朴”，认为只有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才能保全天性和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