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君主常犯的错误在于，自己已经任命了大臣，却又反过来依赖那些未被任命的人来防备这些大臣。这种做法必然导致那些未被任命的人与已被任命的人形成对立，最终君主反而被那些未被任命的人所控制。如今，君主用来防备大臣的人，正是过去他用来防备其他人的人。君主如果不能明确法律来制约大臣的威势，就无法得到小人的信任。君主如果放弃法律，转而用大臣来防备大臣，那么那些关系好的大臣就会结党营私、互相吹捧，而关系不好的大臣则会结成朋党、互相攻击。这种互相攻击和吹捧的局面，会让君主感到困惑和混乱。

作为臣子，如果不通过名声、请托等手段，就无法获得晋升；如果不违背法律、独断专行，就无法树立权威；如果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三种手段，正是臣子迷惑君主、破坏法律的工具。君主应当确保臣子即使有才智，也不能违背法律、独断专行；即使有贤德，也不能超越功劳、提前获得奖赏；即使有忠信，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所谓的“明法”。

君主有时会被事情所迷惑，有时会被言论所蒙蔽，这两种情况都必须仔细考察。臣子如果轻易谈论事情，往往会少提要求，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如果被迷惑而不加考察，反而会因此多给臣子好处，这样臣子反而会用事情来控制君主。这种情况叫做“诱”，君主被事情所迷惑，最终会陷入困境。臣子进言时说得少，但退下后花费多，即使有功劳，进言的内容也不可信。如果不可信的进言者有罪，而有功劳的人必须得到奖赏，那么群臣就不敢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君主的治国之道，应当让臣子不能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能后言不搭前言，即使事情有功劳，也必须追究其罪责，这就是所谓的“任下”。

臣子为君主谋划事情时，担心事情被否定，往往会先放出话来：“议论这件事的人，都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如果相信了这种话，就不再听取其他大臣的意见；其他大臣因为害怕这种话，也不敢再议论这件事。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忠臣的意见就不会被采纳，而那些善于吹捧的臣子就会独揽大权。这种情况叫做“壅于言”，君主被言论所蒙蔽，最终会被臣子所控制。君主的治国之道，应当让臣子既有进言的责任，也有不言之责。如果臣子的进言没有根据、无法验证，这就是进言的责任；如果臣子通过沉默来逃避责任、保住高位，这就是不言之责。君主应当让进言的臣子必须明确其言论的依据，并追究其真实性；对于不发言的臣子，君主也必须询问其取舍，并追究其责任。这样，臣子就不敢随意进言，也不敢保持沉默，无论进言还是沉默，都要承担责任。

君主想要做某件事，如果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图，那么那些想要为君主做事的人，就不会得到好处，反而会带来害处。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会顺应事理，克制欲望。做事要有道，计算投入多而产出少的，才值得去做。糊涂的君主则不然，他们只计算投入，不计算产出，即使产出是投入的几倍，也不知道其中的害处，这样表面上看似有收获，实际上却是损失。这种情况就是功小而害大。凡是真正的功绩，都是投入少而产出多，这才叫功绩。如果花费巨大却无罪，而收获少却算作功绩，那么臣子就会花费巨大而成就小功，小功虽然成就了，但君主却因此受损。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往往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改变常规。”变与不变，圣人并不在意，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正治。古法是否应该改变，常规是否应该调整，取决于这些古法和常规是否适合当前的情况。如果伊尹不改变商朝的制度，太公不改变周朝的制度，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无法称王。如果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制度，郭偃不改变晋国的制度，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无法称霸。那些难以改变古法的人，往往是害怕改变民众的安定生活。然而，不改变古法，实际上是沿袭混乱的旧迹；迎合民心，实际上是放纵奸邪的行为。民众愚昧而不知混乱，君主懦弱而不敢变革，这是治国的失败。作为君主，应当明智地了解治国之道，并严格地执行，即使违背了民众的意愿，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治国理念。商君在内外都配备了铁殳和重盾，做好了防备；郭偃开始治国时，晋文公有了官卒；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有了武车：这些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因此，那些愚昧、懒惰的民众，往往因为害怕小的花费而忘记了大利益，所以夤虎因为受到诽谤而失去了长远的利益，邹贾因为非议而失去了载旅。习惯于混乱而无法适应治理，所以郑人无法回归正道。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的《南面》篇，主要讨论了君主在治国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错误。韩非子强调君主必须明确法律，制约大臣的权力，防止大臣结党营私、互相攻击。君主不能轻易被臣子的言辞所迷惑，必须仔细考察臣子的言行，确保他们不会通过虚假的言辞或沉默来逃避责任。

韩非子还指出，君主在决策时必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只看到表面上的利益，而忽视了潜在的害处。治国之道在于顺应事理，克制欲望，确保投入少而产出多。此外，韩非子还强调，治国不能一味地沿袭古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变革，否则就会沿袭混乱的旧迹，放纵奸邪的行为。

总的来说，韩非子在这段文字中提出了君主治国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明确法律、制约大臣、谨慎决策、顺应事理、适时变革等。这些原则体现了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思想，强调君主必须通过法律和权术来控制臣子，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