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劫弑臣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癕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奸劫弑臣

凡是奸臣，都想要顺从君主的意愿，以此来获得亲近和宠信的地位。因此，君主喜欢什么，奸臣就跟着赞美什么；君主厌恶什么，奸臣就跟着诋毁什么。一般来说，人们的选择和取舍如果相同，就会互相认同；如果不同，就会互相否定。如今，奸臣所赞美的，正是君主所认同的，这就是所谓的“同取”；奸臣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否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同舍”。选择和取舍一致而互相违背的情况，从未听说过。这就是奸臣获得君主信任和宠信的手段。奸臣能够利用这种信任和宠信的地位来诋毁或赞美其他大臣，决定他们的升迁或贬黜，而君主却没有权术来控制他们，也没有通过实际考察来辨别真伪，反而会因为奸臣过去迎合自己而相信他们现在的话，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君主必定被蒙蔽在上，而奸臣必定权重在下，这就是所谓的“擅主之臣”。

国家有了擅权的奸臣，群臣就无法竭尽智慧和力量来效忠君主，百官也无法奉行法律来建立功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总是追求安全与利益，逃避危险与祸患，这是人之常情。如今，那些竭尽全力为君主立功、竭尽智慧效忠君主的人，自身困苦、家庭贫穷，父子都因此受害；而那些通过奸诈手段谋取私利、贿赂权贵大臣的人，自身显贵、家庭富裕，父子都因此受益：人们怎么可能放弃安全与利益，去追求危险与祸患呢？国家治理得如此错误，君主却希望臣下没有奸邪，官吏奉行法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君主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贞诚信并不能带来安全与利益，他们必定会说：“我以忠信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追求安全，这就像盲人想要分辨黑白一样，必定没有希望。如果以正道和正理行事，不追求富贵，侍奉君主来追求安全，这就像聋子想要分辨声音的清浊一样，更加没有希望。既然这两种方式都无法带来安全，我怎么能不结党营私、蒙蔽君主、谋取私利来迎合权贵呢？”这必定会违背君主的道义。百官们也知道，正直清廉并不能带来安全，他们必定会说：“我以清廉侍奉君主来追求安全，这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出方圆一样，必定没有希望；如果以守法、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务并追求安全，这就像用脚去挠头顶一样，更加没有希望！既然这两种方式都无法带来安全，我怎么能不废法行私来迎合权贵呢？”这必定会违背君主的法律。因此，以私利为重的人越来越多，而以法律侍奉君主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君主在上孤立无援，而臣下在下结党营私，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够杀害齐简公的原因。

那些懂得权术的臣子，能够进献关于法度的言论，上明君主之法，下困奸臣之势，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关于法度的言论一旦被采纳，赏罚必定会被严格执行。君主如果真正懂得圣人的权术，而不被世俗的言论所迷惑，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来判定是非，通过实际考察来辨别言辞的真伪，那么君主身边的近臣就会知道，伪诈并不能带来安全，他们必定会说：“我不放弃奸私之行，竭尽全力和智慧来侍奉君主，反而通过结党营私、妄加诋毁或赞美来追求安全，这就像背负千钧重担，陷入无底深渊而想求生一样，必定没有希望。”百官们也会知道，通过奸诈手段谋取私利并不能带来安全，他们必定会说：“我不以清廉正直奉行法律，反而以贪污之心枉法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的顶峰，却坠入深谷而想求生一样，必定没有希望。”安危之道如此明显，君主身边的近臣怎么敢用虚言来迷惑君主，百官又怎么敢以贪污来侵害百姓？因此，臣子能够竭尽忠诚而不被蒙蔽，百姓能够恪尽职守而不生怨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能够治理齐国，商鞅之所以能够强大秦国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就有让人不得不爱戴他的方法，而不是依赖别人因为爱戴他而效忠。依赖别人因为爱戴他而效忠，国家就会危险；依赖自己不可不为的方法，国家就会安定。君主与臣子之间并没有骨肉之亲，如果正直之道能够带来利益，臣子就会竭尽全力侍奉君主；如果正直之道不能带来安全，臣子就会行私舞弊来迎合君主。明君明白这一点，因此设立利害之道来昭示天下。这样一来，君主即使不亲自教导百官，不亲自搜寻奸邪，国家也已经得到治理。君主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明亮才叫明察，耳朵像师旷那样灵敏才叫聪慧。如果不运用权术，而依赖眼睛来明察，所能看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防止蒙蔽的方法；如果不利用形势，而依赖耳朵来听，所能听到的就很少了，这不是防止欺骗的方法。明君能够使天下人不得不为他观察，不得不为他倾听。因此，君主即使身处深宫之中，也能明察四海之内的事情，而天下人无法蒙蔽他、欺骗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昏暗混乱之道被废除，而明察聪慧之势得以兴起。因此，善于运用形势的人，国家安定；不懂得利用形势的人，国家危险。古时秦国的风俗，君臣废法而徇私，因此国家混乱、军队衰弱，君主地位卑微。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易俗，明确公道，奖励告发奸邪，限制工商业而重视农业。当时，秦国的百姓习惯于旧俗，认为有罪可以免罚，无功可以显贵，因此轻视新法。于是，违反新法的人被严惩，告发奸邪的人得到重赏，因此奸邪无处藏身，受刑的人很多，百姓怨恨，各种过错层出不穷。秦孝公不听这些议论，坚持推行商鞅的新法。后来，百姓知道有罪必罚，告发奸邪的人越来越多，因此百姓不敢犯法，刑罚无处可施。于是，国家得到治理，军队变得强大，土地扩张，君主地位尊崇。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隐匿罪行的惩罚重，而告发奸邪的赏赐厚。这也是让天下人不得不为君主观察、倾听的方法。至治的权术已经明确，而世间的学者却不知道。

况且，世间的愚昧学者，都不懂得国家混乱的实情，只会喋喋不休地诵读古代的书，扰乱当世的治理；他们的智慧不足以避开陷阱的危险，反而妄自非议那些懂得权术的人。听从他们言论的人会陷入危险，采用他们计策的人会招致混乱，这也是愚昧至极、祸患极大的表现。他们与那些懂得权术的人，虽然都有“谈说”的名声，但实际上相差千万里。这就是所谓的“名同而实异”。世间的愚昧学者与懂得权术的人相比，就像蚁穴与高山相比，相差甚远。而圣人能够明辨是非的实情，洞察治乱的根源。因此，圣人治理国家，明确法律，设立严刑，以此来拯救百姓的混乱，消除天下的祸患，使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不压迫少数，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孤儿能够健康成长，边境不受侵犯，群臣互相监督，父子互相保护，而没有死亡、被俘的忧患，这也是功绩最为深厚的表现。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暴政。愚昧的人固然想要治理国家，却厌恶治理国家的方法；他们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却是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哀怜百姓、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却是国家陷入危险的原因。圣人治理国家，必定违背世俗的喜好，而顺应道德的原则。懂得这一点的人，与道义相同而与世俗相异；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与道义相异而与世俗相同。天下懂得这一点的人少，道义就会被否定。

身处非道之位，遭受众人的诽谤，沉溺于当世的言论，却想要面对严厉的天子而追求安全，这难道不是很难吗？这就是智士之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个爱妾名叫余，春申君的正妻有一个儿子名叫甲。余想要春申君抛弃正妻，于是自伤身体，在春申君面前哭泣，说：“能够成为您的妾，非常幸运。然而，侍奉夫人并不是侍奉您的方式，侍奉您也不是侍奉夫人的方式。我本就不才，力量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既然无法同时侍奉，与其死在夫人手中，不如死在您面前。如果我被赐死，而您又宠爱其他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不要被人嘲笑。”春申君相信了余的谎言，于是抛弃了正妻。余又想要杀死甲，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于是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春申君面前哭泣，说：“我得到您的宠爱已经很久了，甲并非不知道，如今他却想要强行侮辱我。我与他争执，以至于撕裂了我的衣服，而他的不孝，莫过于此了！”春申君大怒，于是杀死了甲。因此，正妻因为余的谎言被抛弃，儿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来，父子之间的爱尚且可以被毁坏和伤害；君臣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父子之亲，而群臣的诽谤之言，远不止一个妾的口舌，贤圣之人被杀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商鞅之所以被车裂于秦，吴起之所以被肢解于楚的原因。凡是臣子，有罪的人固然不想被诛杀，无功的人都想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会加于无功之人，诛罚必定施行于有罪之人。然而，懂得权术的人，必定会被奸臣所害，除非是明君，否则不会听从他们的建议。

世间的学者游说君主，不说：“运用威严之势来困住奸邪之臣”，而都说：“仁义惠爱就够了！”世间的君主喜欢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其实际效果，因此，严重的导致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微的导致土地削减、君主地位卑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间所谓的仁义；哀怜百姓，不忍心诛罚，这是世间所谓的惠爱。如果有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到赏赐；如果不忍心诛罚，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国家有无功得赏的人，百姓就不会对外努力杀敌，对内不会努力耕作，都会想要行贿、侍奉权贵，谋取私利，建立名誉，以此来获得高官厚禄。因此，奸私之臣越来越多，暴乱之徒越来越猖獗，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时候！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因此，圣人设立他们所畏惧的刑罚来禁止邪恶，设立他们所厌恶的惩罚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起。我以此来证明仁义惠爱不足以治国，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没有鞭策的威严，没有马具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无法驯服马匹；没有规矩的法则，没有绳墨的准绳，即使是王尔也无法画出方圆；没有威严之势，没有赏罚之法，即使是舜也无法治理国家。如今的君主都轻视重罚严诛，推行惠爱，却想要建立霸王的功业，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明确赏赐、设立利益来激励百姓，使百姓因为立功而得到赏赐，而不是因为仁义而得到恩赐；设立严刑重罚来禁止邪恶，使百姓因为犯罪而受到诛罚，而不是因为惠爱而得到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会奢望赏赐，而有罪的人不会侥幸逃脱。依靠犀车良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险阻；依靠舟船的安稳，依靠船桨的便利，就可以在水中跨越江河的险难；掌握权术之法，施行重罚严诛，就可以建立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像在陆地上有犀车良马，在水中有轻舟便楫，依靠它们就能取得成功。伊尹掌握了它，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它，齐国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它，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懂得霸王之术，洞察治强的权术，而不被世俗的言论所束缚；顺应了当时明君的心意，因此能够直接任用布衣之士，立为卿相；身处高位治理国家，就有了尊崇君主、扩张土地的实绩：这就是所谓的“足贵之臣”。商汤得到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立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鞅，土地扩张，军队强大。因此，有忠臣的国家，外无敌国的忧患，内无乱臣的困扰，长治久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这就是所谓的“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劝说君主明白法术权术的道理，以避免祸患；下不能统领部下，安定国家；等到赵襄子杀害智伯时，豫让才自残身体，毁坏容貌，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这种行为虽然以残刑杀身为君主赢得了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的帮助微乎其微。这是我鄙视的行为，而世间的君主却认为这是忠臣而推崇他。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将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不接受，最终饿死在首阳山。像这样的臣子，不畏重诛，不贪重赏，无法用刑罚来禁止，也无法用赏赐来驱使，这就是所谓的“无益之臣”。我所轻视而摒弃的，正是世间的君主所推崇而追求的。

谚语说：“厉鬼也怜悯君王。”这是不恭敬的话。然而，古谚无虚，不可不察。这是针对那些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言的。君主如果没有权术来控制臣子，即使长寿且有才能，大臣仍然会得势，擅权专断，各自谋取私利。他们害怕父兄豪杰之士借助君主的力量来诛杀自己，因此杀害贤能的君主，立年幼懦弱的人为君，废除正统的继承人，立不义之人为君。因此，《春秋》记载：“楚国的王子围将要出使郑国，还未出境，听说楚王生病而返回。于是进宫探望楚王，用冠缨勒死楚王，自立为王。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多次去崔杼家。等到庄公去崔杼家时，崔杼的手下贾举率领崔杼的人攻击庄公。庄公进入室内，请求与崔杼分国而治，崔杼不答应；庄公请求在宗庙自尽，崔杼也不听；庄公于是逃跑，翻越北墙。贾举射中庄公的大腿，庄公坠落，崔杼的人用戈砍死庄公，立他的弟弟景公为君。”近世所见：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死赵主父百日；卓齿在齐国掌权，抽掉齐湣王的筋，悬挂在庙梁上，一夜而死。因此，厉鬼虽然患有痈肿疕疡，但与《春秋》所记载的绞颈射股相比，还未到那种程度；与近世的饿死、抽筋相比，也未到那种程度。因此，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的忧虑恐惧、身体的痛苦，必定比厉鬼更甚。由此看来，即使“厉鬼也怜悯君王”也是可以的。

内容解释

《韩非子·奸劫弑臣》主要讨论了奸臣如何通过迎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得信任和权力，进而蒙蔽君主、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国家混乱、君主被劫杀的现象。韩非子通过分析奸臣的行为和心理，揭示了君主如果没有有效的权术来控制臣子，就会被奸臣所蒙蔽，甚至被劫杀。

文章指出，奸臣通过“同取同舍”的手段，即迎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得信任和宠信。君主如果没有权术来控制臣子，就会因为奸臣过去迎合自己而相信他们现在的话，最终被蒙蔽。奸臣一旦得势，就会利用权力来打击忠臣，导致国家混乱，君主孤立无援，甚至被劫杀。

韩非子强调，君主必须运用权术来控制臣子，通过赏罚分明来激励忠臣、打击奸臣。只有通过严刑重罚，才能防止奸臣作乱，确保国家的安定。韩非子还批评了那些只讲仁义惠爱而不讲权术的学者，认为他们的言论只会导致国家混乱、君主被劫杀。

最后，韩非子通过历史上的例子，如商鞅、管仲等人的成功，以及齐庄公、楚王子围等人的失败，进一步论证了权术的重要性。韩非子认为，只有掌握权术的君主，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被奸臣所害。

总之，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强调了权术在治国中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必须通过严刑重罚和有效的权术来控制臣子，防止奸臣作乱，确保国家的安定和君主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