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候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韩非子·孤愤》的内容主要讨论了君主与权臣之间的关系，以及法术之士（即主张法治和权术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困境。以下是该篇的白话文翻译：

孤愤

那些有智慧和权术的人，必定有远见且明察秋毫，不明察就不能看透私情；那些能依法行事的人，必定坚强刚毅且正直，不正直就不能纠正奸邪。臣子按照命令行事，依法治理官职，这并不算是“重人”（即权臣）。所谓“重人”，是指那些不遵循命令而擅自行动，损害法律以谋取私利，消耗国家资源以方便自家，并且有能力控制君主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重人”。

有智慧和权术的人明察秋毫，如果被君主重用，就能看透“重人”的阴谋；能依法行事的人正直刚毅，如果被君主重用，就能纠正“重人”的奸邪行为。因此，如果智术和能法之士被重用，那么那些权臣必然会被绳之以法。所以，智术和能法之士与权臣之间，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权臣掌握了重要的权力，内外都会为他所用。因此，诸侯如果不依附他，就无法得到回应，敌国也会为他辩护；百官如果不依附他，就无法升迁，群臣也会为他效力；郎中如果不依附他，就无法接近君主，左右的人也会为他隐瞒；学士如果不依附他，就无法得到丰厚的俸禄和礼遇，学士也会为他说话。这四种人，是奸臣用来自我粉饰的工具。

权臣不能忠于君主，反而会排斥君主的仇敌，君主也无法越过这四种人而看透臣子的真实面目。因此，君主越来越被蒙蔽，而大臣的权力越来越重。

凡是权臣，君主很少不信任和宠爱他们，而且他们与君主关系密切。如果权臣迎合君主的心意，与君主的好恶一致，他们就会因此而得到晋升。官位高、权力大，又有众多党羽，整个国家都会为他们辩护。而法术之士想要进谏君主，既没有君主的信任和宠爱，也没有与君主的亲密关系，反而要用法治的言论来纠正君主的偏颇之心，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反的。他们地位低下，没有党羽，孤立无援。以疏远之人与君主的亲信争权，必定无法成功；以新来之人与老臣争权，必定无法成功；以反对君主心意的人与迎合君主的人争权，必定无法成功；以地位低贱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争权，必定无法成功；以一人之力与整个国家争权，必定无法成功。法术之士处于这五种不利的境地，即使等待多年也无法见到君主；而权臣则凭借这五种优势，随时可以在君主面前进言。因此，法术之士如何能够进谏，君主何时才能醒悟呢？所以，法术之士必然无法成功，且与权臣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能不处于危险之中？那些可以用罪名诬陷的，就用法律来诛杀；那些无法用罪名诬陷的，就用私剑来除掉。因此，那些主张法治而违背君主的人，不是被官吏诛杀，就是死于私剑之下。

那些结党营私、蒙蔽君主、曲解法律以谋取私利的人，必然会得到权臣的信任。因此，那些可以用攻伐来利用的人，就用官爵来笼络；那些无法用美名来利用的人，就用外权来重用。因此，那些蒙蔽君主、投靠私门的人，不是通过官爵显赫，就是通过外权重用。如今君主不经过验证就进行诛杀，不等待立功就赐予爵禄，因此法术之士怎能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谏？奸邪之臣又怎会放弃利益而退身呢？因此，君主越来越卑微，私门越来越尊贵。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但中原的君主都知道它对自己没有益处，因为“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如今拥有国家的人，虽然地广人众，但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这个国家就像越国一样。智慧的人知道越国与自己不同，但不智慧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与越国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察。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并不是因为它的土地和城池消失了，而是因为吕氏失去了控制权，田氏取而代之；人们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了，也不是因为它的土地和城池消失了，而是因为姬氏失去了控制权，六卿专权。如今大臣掌握大权，独断专行，而君主却不知道收回权力，这是君主不明智的表现。与死人同病的人，无法生存；与亡国同命运的人，无法保全。如今重蹈齐、晋的覆辙，想要国家安存，是不可能的。

凡是法治难以推行，不仅仅是大国，小国也是如此。君主的左右不一定有智慧，君主对某些人有智慧而听信他们，却与左右讨论他们的言论，这是与愚人讨论智慧；君主的左右不一定贤能，君主对某些人贤能而礼遇他们，却与左右讨论他们的行为，这是与不肖之人讨论贤能。智者与愚人讨论决策，贤士与不肖之人讨论行为，那么贤智之士会感到羞耻，而君主的判断也会出现谬误。臣子想要得到官职，那些修身的人会以精洁来固守自身，那些有智慧的人会以治辩来推进事业。修身的人不会以贿赂来侍奉他人，依靠他们的精洁，更不会以枉法来治理，因此修身和智慧之士不会侍奉左右，也不会听从请托。君主的左右，行为不像伯夷那样清廉，如果索求不到，贿赂不来，那么精辩的功劳就会消失，而毁谤的言论就会兴起。治辩的功劳被近习所控制，精洁的行为被毁誉所决定，那么修身和智慧之吏就会被废弃，君主的明智就会被堵塞。不以功劳来决定智慧和德行，不以参伍来审查罪过，而是听信左右近习的言论，那么无能之士就会在朝廷中，而愚污之吏就会占据官职。

大国的祸患，是大臣权力太重；小国的祸患，是左右太受信任。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而且臣子有大罪，君主有大失，臣子与君主的利益是相异的。怎么证明呢？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能的人得到职位；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的人得到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的人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能够施展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的土地被削弱，而私家的财富增加，君主卑微而大臣权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臣子掌握国家，君主变成了藩臣，而相室掌握了权力。这是臣子用来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手段。因此，那些权臣，君主改变形势后能够固宠的，十个人中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臣子的罪太大了。臣子有大罪，是因为他们欺骗君主，他们的罪应当处死。有智慧的人有远见，畏惧死亡，必然不会依附权臣；贤能的人修身廉洁，羞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主，必然不会依附权臣。因此，权臣的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患的人，就是污秽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这些愚蠢和污秽的人，上与君主一起欺骗君主，下与他们一起侵吞利益，结党营私，互相勾结，迷惑君主，败坏法律，扰乱士民，使国家危亡，君主劳辱，这是大罪。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以禁止，这是大失。如果君主有大失于上，臣子有大罪于下，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解释

《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一篇，主要讨论了君主与权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法术之士在政治斗争中的困境。韩非子通过这篇文章，揭示了权臣如何通过结党营私、蒙蔽君主来掌握权力，而法术之士则因为缺乏君主的信任和亲信的支持，难以推行法治，最终往往处于危险的境地。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君主必须明察秋毫，依法治国，防止权臣专权。如果君主被权臣蒙蔽，国家就会陷入危机，甚至灭亡。韩非子强调，君主应当重用那些有智慧和法治精神的人，防止权臣结党营私，侵吞国家利益。

此外，韩非子还指出，君主与臣子的利益是相异的。君主的利益在于国家的强大和稳定，而臣子的利益在于个人的富贵和权力。因此，君主必须警惕臣子的欺骗和专权，防止国家被削弱。

总的来说，《孤愤》是韩非子对君主与权臣关系的深刻剖析，强调了法治和明察的重要性，警示君主必须警惕权臣的专权，防止国家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