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度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圣人在治理民众时，以根本为准则，不随从民众的欲望，只期望有利于民众。因此，他们施行刑罚，并不是因为憎恶民众，而是出于爱护民众的根本。刑罚严明，民众就会安静；赏赐过多，奸邪就会滋生。所以，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刑罚严明，这是治理的首要原则；赏赐过多，则是混乱的根源。民众的本性是喜欢混乱而不亲近法律。因此，明智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明确赏赐，民众就会努力立功；严明刑罚，民众就会亲近法律。民众努力立功，公事就不会被触犯；民众亲近法律，奸邪就无法滋生。所以，治理民众，要在奸邪未萌生时就加以禁止；用兵作战，要让民众心甘情愿地参战。禁止奸邪的根本在于治理，用兵作战的胜利在于民心。圣人治理民众，先治理者强大，先作战者胜利。国家事务要优先处理，统一民心，专注于公事而不随从私欲，赏赐告发者，奸邪就不会滋生，法律明确，治理就不会混乱。能够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会强大，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会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政治；君主之所以尊贵，在于权力。所以，明智的君主掌握权力，国家就会强盛；统一政治，国家就会安定。因此，法律是君王的根本；刑罚是爱护民众的起点。

民众的本性是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安逸就会荒废，荒废就会导致无法治理，无法治理就会混乱，而赏罚无法在天下施行，国家必定会陷入困境。所以，想要建立大功却难以实现，大功不可能轻易建立；想要治理法律却难以改变旧有的习惯，民众的混乱不可能轻易治理。因此，治理民众没有固定的方法，只有治理才是法律。法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国家就会安定；法律与时代相适应，就会取得成功。所以，民众淳朴时，用名誉来约束他们，国家就会安定；世道复杂时，用刑罚来约束他们，民众就会顺从。时代变化而治理方式不变，国家就会混乱；能够治理民众但禁令不变，国家就会削弱。因此，圣人治理民众，法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禁令随着能力的变化而变化。

能够充分发挥土地力量的国家就会富裕，能够激发民众对敌作战力量的国家就会强大，强大而不被阻塞的国家就会称王。所以，王道在于开放，在于阻塞，阻塞奸邪的国家必定会称王。因此，王术不依赖外部的不乱，而是依赖自身不可被扰乱。依赖外部不乱而建立治理的国家会削弱，依赖自身不可被扰乱而施行法律的国家会兴盛。所以，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采用不易被扰乱的方法。重视爵位，君主就会尊贵，因此赏赐功臣、任命爵位，邪念就无法侵入。重视力量的人，爵位就会尊贵；爵位尊贵，君主就会尊贵；君主尊贵，必定会称王。国家不重视力量而依赖私学，爵位就会低贱；爵位低贱，君主就会卑下；君主卑下，国家必定会削弱。所以，建立国家、使用民众的方法，在于能够封闭外部、阻塞私欲，依靠自身力量的国家，就可以称王。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的“心度”篇，主要阐述了韩非子关于治理国家、管理民众的思想。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法律和刑罚，而不是过多的赏赐。他强调，法律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同时，君主应当掌握权力，统一民心，专注于公事，避免私欲的干扰。韩非子还指出，国家的强大在于政治和权力的运用，而不是依赖外部环境的不乱。通过严明法律、合理赏罚、统一民心，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最终称王。

韩非子的思想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核心观念，强调法律和刑罚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了君主应当如何运用权力、调整法律以适应时代变化的具体策略。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