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群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教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数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古者黔首悗密春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许由是也；已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尧、舜是也。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
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诸侯言从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天下人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却没有人真正去考察并审慎地实践这些道理，因此天下大乱。人们都以尧舜之道为榜样并效仿他们，结果却出现了弑君、对父亲不敬的现象。尧、舜、汤、武这些圣贤，有时反而违背了君臣之间的道义，扰乱了后世的教化。尧作为君主，却让他的臣子舜成为君主；舜作为臣子，却让他的君主尧成为臣子；汤、武作为臣子，却弑杀了他们的君主，甚至对君主的尸体施以刑罚，而天下人却称赞他们，这就是天下至今未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谓明君，是能够驾驭臣子的君主；所谓贤臣，是能够明确法律、治理官职并拥护君主的臣子。如今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驾驭舜；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拥护尧；汤、武自以为正义，却弑杀了他们的君主。这些所谓的明君和贤臣，实际上是君主常常被臣子取代，臣子常常夺取君主的权力。因此，现在做儿子的有人夺取父亲的家业，做臣子的有人夺取君主的国家。父亲让位给儿子，君主让位给臣子，这并不是用来确立名分、统一教化的正道。

我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妻子侍奉丈夫。这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是天下的常理。”明君贤臣如果不改变这个常理，那么即使君主不贤，臣子也不敢侵犯他。如今崇尚贤能、任用智者而不遵循常理，这是违背道义的行为，而天下人却常常认为这是治理之道。因此，田氏夺取了齐国的吕氏政权，戴氏夺取了宋国的子氏政权。这些人都是贤能且智慧的，难道他们是愚蠢且不肖的吗？这是因为废除常理、崇尚贤能会导致混乱，舍弃法律、任用智者会导致危险。所以说：应当崇尚法律，而不是崇尚贤能。

古书记载：“舜见到父亲瞽瞍时，表情显得很恭敬。孔子说：‘当时的情况真是危险啊，天下岌岌可危！有道之人，父亲固然不能把他当作儿子，君主固然不能把他当作臣子。’”我说：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孝悌忠顺之道。那么，有道之人，进不能做臣子，退不能做儿子吗？父亲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儿子，是因为家里贫穷时儿子能让家庭富裕，父亲受苦时儿子能让父亲快乐；君主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子，是因为国家混乱时臣子能治理国家，君主地位卑微时臣子能尊崇君主。如今有贤能的儿子却不尽孝道，那么父亲在家中就会受苦；有贤能的臣子却不尽忠道，那么君主在位上就会危险。因此，父亲有贤能的儿子，君主有贤能的臣子，反而会成为祸害，哪里还能得到好处呢？所谓忠臣，不会危害君主；所谓孝子，不会非议父母。如今舜以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汤、武以正义放逐并弑杀了他们的君主，这些都是以贤能危害君主的行为，而天下人却称赞他们。古代的烈士，进不臣服君主，退不顾家，这是进则非议君主，退则非议父母的行为。而且，进不臣服君主，退不顾家，这是乱世绝嗣之道。因此，推崇尧、舜、汤、武和烈士，实际上是导致天下混乱的邪术。

瞽瞍是舜的父亲，舜却放逐了他；象是舜的弟弟，舜却杀了他。放逐父亲、杀害弟弟，不能称为仁；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并夺取天下，不能称为义。既无仁也无义，不能称为明智。《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真如《诗经》所言，那么舜在外则臣服君主，在内则臣服父亲，娶了君主之女为妻。因此，烈士在内不顾家，导致乱世绝嗣；在外则矫饰于君主，死后尸骨腐烂，散落于土地，流入川谷，不避水火。如果天下人都效仿他们，那么天下人都会普遍死亡，甚至愿意早夭。这些都是放弃世界而不治理的行为。世人所谓的烈士，虽然独自行动，与众不同，追求恬淡之学，讲求恍惚之言。我认为，恬淡之学是无用的教化，恍惚之言是无法的言论。言论出于无法，教化学问出于无用，天下人却称之为明察。我认为，人生必须侍奉君主、赡养父母，侍奉君主、赡养父母不能靠恬淡；人们必须依靠忠信法术的言论，忠信法术的言论不能靠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是天下人迷惑的邪术。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争夺父亲的家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为了争夺君主的国家。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母说：“某人的父母，早起晚睡，努力工作以养活子孙臣妾。”这是在诽谤自己的父母。做臣子的常常称赞先王的德行，希望效仿他们，这是在诽谤自己的君主。非议父母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孝；而非议君主的人，天下人却称赞他们，这就是导致混乱的原因。因此，做臣子的不要称赞尧舜的贤能，不要赞美汤武的征伐，不要谈论烈士的高尚，只有尽力守法、专心侍奉君主的人才是忠臣。

古代的百姓愚昧无知，因此可以用虚名来获取他们的支持。如今的百姓聪明机智，想要自己作主，不听从上级。上级必须用奖赏来鼓励他们，才能让他们前进；又必须用刑罚来威慑他们，才能让他们不敢后退。然而世人却说：“许由让出天下，奖赏不足以鼓励他；盗跖触犯刑法，刑罚不足以禁止他。”我说：没有天下而不以天下为念的人，是许由；拥有天下而不以天下为念的人，是尧、舜。毁坏廉耻、追求财富，触犯刑法、追逐利益，不顾生死的人，是盗跖。这两种人，都是极端的例子。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道理，不能以这两种人为标准。治理，是治理常态；道义，是遵循常理。极端的例子和玄妙的言论，是治理的祸害。天下太平之士，不能用奖赏来鼓励；天下太下之士，不能用刑罚来禁止。然而，如果对太上之士不设奖赏，对太下之士不设刑罚，那么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道理就失去了。

因此，世人大多不谈国法而谈纵横之术。诸侯中谈合纵的人说：“合纵成功必定称霸”；谈连横的人说：“连横成功必定称王。”山东地区的纵横之言从未停止过，然而功名未成，霸业未立，这是因为虚言不能成就治理。王者独行其道，因此三王不依靠离合而成就正道，五霸不依靠纵横而明察事理，治理内部以裁断外部而已。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的《忠孝》篇，主要讨论了忠孝之道与治国理政的关系。韩非子认为，忠孝之道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但人们往往只知其表面，未能真正实践，导致天下大乱。他批评了尧、舜、汤、武等圣贤的行为，认为他们有时违背了君臣、父子之间的道义，扰乱了后世的教化。

韩非子强调，明君应当能够驾驭臣子，贤臣应当能够明确法律、治理官职并拥护君主。他反对崇尚贤能而忽视法律的做法，认为这是导致混乱和危险的原因。他主张，治国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依赖贤能之士。

此外，韩非子还批评了古代的烈士和恬淡之学，认为这些思想和行为不符合忠孝之道，反而会导致乱世绝嗣。他主张，人生应当以侍奉君主、赡养父母为重，依靠忠信法术的言论来治理国家。

最后，韩非子指出，治理国家应当遵循常理，不能以极端的例子和玄妙的言论为标准。他批评了纵横之术，认为虚言不能成就治理，真正的王者应当独行其道，治理内部以裁断外部。

总的来说，韩非子在这段文字中强调了忠孝之道、法律的重要性，以及治理国家的常理和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