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使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则士之饥饿乏绝者，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
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争也。而惇悫纯信，用心怯言，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吏，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
难致，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之“愿”。少欲、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佻反覆，谓之“智”。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本，称而不可用，行而乘于世者，谓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谓之“杰”。下渐行如此，入则乱民，出则不便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
凡所治者，刑罚也；今有私行义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霑，而卜筮、视手理、狐虫为顺辞于前者日赐。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謟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亩；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赏利一从上出，所善制下也；而战介之士不得职，而闲官之士尊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无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赏赐之，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谒并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虽不法行，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 路、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圣人治理国家的三大原则是：第一是“利”，第二是“威”，第三是“名”。利是用来赢得民心的，威是用来推行法令的，名是用来统一上下思想的。除了这三者，其他都不是最紧急的。如今，利益并非不存在，但民众却不被君主感化；威权并非不存在，但臣下却不听从；官职并非没有法度，但治理却不符合名义。这三者并非不存在，但世间却时而治时而乱，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所推崇的与治理国家的原则相反。

设立名号，是为了尊贵；如今那些轻视名号、不注重实际的人，却被世人称为“高尚”。设立爵位，是为了区分贵贱；而那些不追求功名、不愿见君主的人，却被世人称为“贤人”。威权和利益是用来推行法令的；而那些不追求利益、轻视威权的人，却被世人称为“重义”。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而那些不遵守法令、却以私德行善的人，却被世人称为“忠诚”。官职爵位是用来激励民众的；而那些好名义却不求仕进的人，却被世人称为“烈士”。刑罚是用来树立威权的；而那些轻视法律、不避刑罚甚至甘愿赴死的人，却被世人称为“勇士”。民众对名声的追求，甚至超过了对利益的追求；如此一来，那些饥寒交迫的士人，怎能不隐居山林、苦修自身，以求在天下争得名声呢？所以世间之所以不治，不是臣下的过错，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之道。君主常常推崇那些导致混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够带来治世的行为，因此臣下所追求的，常常与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违背。

如今，臣下听从君主，是君主所追求的。然而，那些敦厚诚实、用心谨慎、言语不多的人，却被世人称为“鄙陋”。那些严守法律、谨慎听从命令的人，却被世人称为“愚钝”。那些敬畏君主、害怕犯罪的人，却被世人称为“怯懦”。那些言行合乎时宜、行为适度的人，却被世人称为“不肖”。那些没有二心、不私学、听从官吏教导的人，却被世人称为“浅陋”。

难以被君主招致的人，被称为“正直”。难以被君主赏赐的人，被称为“廉洁”。难以被君主约束的人，被称为“齐整”。那些不听从君主命令的人，被称为“勇敢”。那些不追求君主利益的人，被称为“愿人”。那些少欲、宽厚、行德的人，被称为“仁人”。那些稳重自尊的人，被称为“长者”。那些私学成群的人，被称为“师徒”。那些闲静安居的人，被称为“有思”。那些损仁逐利的人，被称为“疾人”。那些险躁、轻佻、反复无常的人，被称为“智者”。那些先为他人后为自己、泛爱天下的人，被称为“圣人”。那些言大本、称颂而不可用、行为与世相悖的人，被称为“大人”。那些轻视爵禄、不屈服于君主的人，被称为“杰人”。臣下的行为如此，进入朝廷则扰乱民众，离开朝廷则不便行事。君主应当禁止他们的欲望，消除他们的影响，但君主不仅不制止，反而尊崇他们，这是在教导臣下扰乱君主、以乱为治。

凡是治理国家，都要依靠刑罚；如今那些私自行义的人却被尊崇。国家之所以能够稳定，是因为安静；而那些躁动、险恶、谗言阿谀的人却被任用。国家之所以能够听从君主的命令，是因为信义与德行；而那些狡猾、倾覆的人却被使用。法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威权之所以能够树立，是因为臣下恭敬、节俭、听从君主；而那些隐居山林、不与世俗同流的人却被显扬。粮仓之所以充实，是因为农耕是根本；而那些从事织锦、刺绣、雕刻等末业的人却富足。名声之所以能够成就，城池之所以能够扩大，是因为战士；如今那些战死者的孤儿却饥饿乞讨于街头，而那些优伶、酒徒却乘车穿丝。赏赐爵禄，是为了激励民众、使臣下甘愿赴死；如今那些战胜攻取的将士却得不到赏赐，而那些卜筮、看手相、狐媚谄媚的人却日日得到赏赐。君主掌握度量，是为了掌控生杀大权；如今那些守度奉量的士人想要以忠诚进谏君主却不得见，而那些巧言利辞、行奸作恶的人却频频得宠。依法直言，名刑相当，遵循法度，诛杀奸人，这是为了治理国家，但这些人却被疏远；而那些谄媚、顺从君主、纵欲危世的人却被亲近。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灾难、充实国库；然而那些士卒却逃避兵役、隐匿于有权势的门下以躲避徭役赋税，君主却无法控制。设立良田美宅，是为了激励战士；然而那些战死沙场、骨撒荒野的将士却无宅容身，而那些大臣、近臣、无功之人却择宅而居、择田而食。赏赐利益应当由君主统一发放，以便控制臣下；然而那些战斗的将士却得不到职位，而那些闲官却尊显。君主以此教导臣下，名声怎能不卑下，地位怎能不危险？那些卑下名位的人，必定是不服从法令、有二心、私学、反逆世俗的人；君主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破除他们的团体，反而尊崇他们，这是治理者的过错。古代之所以树立廉耻，是为了约束臣下；如今士大夫不以污泥丑辱为耻而求官，女妹、私义之门不按次序而求官。赏赐是为了显示威严；然而那些战斗有功的将士却贫贱，而那些近臣、优伶却超常得赏。名号诚信，是为了树立威权；然而君主却被蒙蔽，近臣、女宠并行，百官主爵迁人，治理者的过错很大。大臣任命官员，与臣下先谋勾结，虽然不合法，但威权利益在臣下，君主则卑下而大臣权重。

制定法令，是为了废除私行。法令推行，私道就会废除。私行是导致法乱的根源。那些有二心、私学、隐居山林、托伏深虑的人，大的方面是反对世俗，小的方面是迷惑臣下；君主不禁止，反而以名号尊崇他们，以实际利益感化他们，这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如此一来，那些有二心、私学的人，怎能不深谋远虑、施展诈术、诽谤法令，以求与世俗相反呢？凡是扰乱君主、反对世俗的人，常常是那些有二心、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治世依靠的是法，乱世依靠的是私。法立，则无人能为私。”所以说：推行私道则乱，推行法治则治。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之道，智者就会有私言，贤者就会有私意。君主有私惠，臣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手段影响君主。君主不禁塞，反而尊崇他们，这是在教导臣下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因此，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这是君主无法胜过臣下的原因。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中的《诡使》篇，主要讨论了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及其在实际中的偏差。韩非子认为，治国的三大原则是“利”、“威”、“名”，即通过利益、威权和名号来统一上下、推行法令、赢得民心。然而，现实中君主往往推崇与这些原则相反的行为，导致国家治理混乱。

韩非子指出，君主常常尊崇那些不遵守法令、私自行义、隐居山林、不与世俗同流的人，而轻视那些严守法律、听从命令、为国效力的臣下。这种颠倒的行为导致臣下不服从君主、不遵守法令，反而追求与君主治理原则相悖的名声和利益。最终，贤者虽显名却无实权，奸人虽得赏却无功劳，君主无法控制臣下，国家陷入混乱。

韩非子强调，治国的根本在于法治，乱世的根源在于私行。君主必须坚持法治，禁止私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君主推崇私行，反而尊崇那些扰乱法度的人，最终会导致君主权威丧失，国家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