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田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令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解释
白话文翻译：
徐渠问田鸠：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聪明的人不会通过依附下属来接近君主，圣人不会通过显露功绩来结交上位者。如今阳城义渠是一位明将，却被安排在毛伯的位置；公孙亶回是一位圣相，却被安排在州部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呢？”
田鸠回答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有法度、上位者有手段的缘故。况且您难道没听说过楚国任用宋觚而失去政权，魏国任用冯离而亡国的例子吗？这两位君主都是被华丽的言辞所迷惑，被辩说所迷惑，没有在毛伯的位置上试用他们，也没有在州部的位置上考察他们，所以导致了失政亡国的祸患。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毛伯的试用和州部的考察，难道这是明主的做法吗？”
堂谿公对韩非说：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礼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行退隐、放弃智谋，是达成目标的方式。如今您立法术、设度数，我认为这对您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危险的。怎么证明呢？我听说您的学说中提到：‘楚国不用吴起而导致削弱和混乱，秦国用商鞅而实现了富强。这两个人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 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是不可强求的，祸患也是无法避免的。舍弃保全和达成目标的方法，而去做危险的事情，我认为您不应该这样做。”
韩非回答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规范民众的法度，确实不容易掌握。然而我之所以废弃先王的教诲，而采用贱臣（指自己）的主张，是因为我认为立法术、设度数，是利于民众、方便百姓的方法。所以我不惧怕乱主和昏君的祸患，而一定要思考如何使民众得到利益，这是仁智的行为。如果惧怕乱主和昏君的祸患，而逃避死亡的危害，虽然明智却看不到民众的利益，那只是贪鄙的行为。我不忍心做贪鄙的事，也不敢伤害仁智的行为。先王虽然有爱护臣子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对臣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解释：
徐渠与田鸠的对话：
徐渠提出疑问，为什么像阳城义渠和公孙亶回这样的明将和圣相，却被安排在低微的职位上。田鸠解释说，这是因为君主有法度和手段，需要通过试用和考察来选拔人才。他举了楚国和魏国的例子，说明如果不经过试用和考察，盲目任用人才，可能会导致失政亡国的后果。因此，君主需要通过法度和手段来选拔人才，而不是仅凭名声或辩说。堂谿公与韩非的对话：
堂谿公认为韩非的立法术、设度数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历史上像吴起和商鞅这样的人才，虽然主张正确，却因为不逢时遇主而遭遇悲惨下场。他劝韩非放弃这种危险的做法，转而遵循保全自己的方法。
韩非则回应说，他之所以主张立法术、设度数，是为了利于民众和方便百姓。他认为，即使面对乱主和昏君的祸患，也要坚持为民众谋利益，这是仁智的行为。如果因为惧怕祸患而放弃为民众谋利益，那只是贪鄙的行为。韩非表示，他不愿意做贪鄙的事，也不敢伤害仁智的行为，即使先王的做法实际上对臣子造成了伤害。
总结：
这两段对话主要讨论了君主如何选拔人才以及臣子如何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主张。田鸠强调君主应通过法度和手段来选拔人才，避免盲目任用导致失政亡国。韩非则坚持立法术、设度数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即使面临危险，也要坚持仁智的行为，而不是贪鄙的保全自己。这两段对话反映了《韩非子》中关于法度、人才选拔和臣子责任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