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辩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解释

白话文翻译：

有人问：“辩论是如何产生的？”

回答说：“辩论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者又问：“君主的不明智为何会导致辩论的产生呢？”

回答说：“在明智的君主统治下，法令是最为重要的；法律是最为合适的。言论没有第二种重要性，法律也没有第二种适用性，因此言行如果不遵循法令，必然会被禁止。如果某些言行虽然没有法令依据，但可以用来应对欺诈、应变、谋利、推测事务，君主必然会采纳这些言论，并要求其实践。如果言论得当，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果言论不当，就会招致严重的惩罚。因此，愚笨的人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乱说，聪明的人也不会去争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明智的君主统治下没有辩论的原因。然而，在乱世中，君主有法令，但民众却用文学来非议；官府有法律，但民众却用私行来篡改。君主逐渐忽视法令，反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乱世中文学盛行的原因。言行应当以实际功用为目标。就像磨砺箭矢却胡乱发射，虽然箭矢可能会射中细小的目标，但这并不能称之为善射，因为没有固定的目标。如果设立一个五寸大小的目标，站在十步之外，除非是像羿、逢蒙这样的神射手，否则很难保证一定能射中，因为有了固定的目标。因此，有了固定的目标，羿、逢蒙射中五寸的目标才算巧妙；没有固定的目标，胡乱发射射中细小的目标反而是拙劣的。如今，听取言论、观察行为，如果不以实际功用为目标，即使言论再精妙，行为再坚定，也不过是胡乱发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中，听取言论以难以理解的东西为高明，以博学多闻为雄辩；观察行为以离群索居为贤能，以违抗上级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精妙的言论，尊崇贤能刚直的行为，因此那些制定法令的人，确立取舍的标准，区分争辩的言论，却没有人去纠正。因此，穿着儒服、佩带宝剑的人众多，而从事农耕和战斗的人稀少；坚白、无厚之类的辩词盛行，而法令却逐渐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论就产生了。”

内容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问辩》，主要探讨了辩论产生的根源以及辩论与君主明智与否的关系。韩非子认为，辩论的产生是由于君主的不明智，导致法令不被严格执行，民众可以随意非议和篡改法令。在明智的君主统治下，法令是最为重要的，言行必须遵循法令，因此没有辩论的空间。而在乱世中，君主忽视法令，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导致辩论盛行，法令逐渐消亡。

韩非子强调，言行应当以实际功用为目标，就像射箭需要有固定的目标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即使言论再精妙，行为再坚定，也不过是胡乱发射的言论。因此，君主在听取言论和观察行为时，应当以实际功用为标准，而不是以难以理解的东西或博学多闻为高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辩论的产生，确保法令的严格执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这段文字反映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即强调法令的权威性和实际功用，反对无谓的辩论和空洞的文学，主张通过严格的法令来治理国家，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