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邪
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鄴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解释
白话文翻译：
饰邪
赵国通过占卜龟甲和数筴，得到“大吉”的征兆，于是攻打燕国；燕国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大吉”的征兆，于是攻打赵国。剧辛为燕国效力，却无功而返，导致燕国社稷危殆；邹衍为燕国效力，也未能建功，导致国家道路断绝。赵国先是在与燕国的战争中得胜，后来又在与齐国的战争中得胜，国家虽然混乱，但气节高昂。赵国自以为能与秦国抗衡，但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龟甲神灵，而是燕国的龟甲欺骗了他们。赵国再次通过占卜龟甲和数筴，得到“大吉”的征兆，于是北伐燕国，企图劫持燕国来对抗秦国。然而，刚开始攻打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赵军到达厘地时，秦国已经攻下了六座城池；到达阳城时，秦国又攻下了鄴城；庞援率军南下，鄣地也全部失守。因此，我说：赵国的龟甲虽然没有预见燕国的命运，但至少应该能预见秦国的行动。秦国凭借“大吉”的征兆，实际扩张了领土，拯救了燕国，名声大振；而赵国凭借“大吉”的征兆，却领土被削，军队受辱，君主不得志而死。这并不是因为秦国的龟甲神灵，而是赵国的龟甲欺骗了他们。
起初，魏国数年向东进攻，几乎占领了陶、卫等地，但数年向西进攻却失去了国土。这并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多年在西，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多年在东。所以说：占卜龟甲、筴策、鬼神不足以决定胜负，左右背向也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然而，如果依赖这些，那将是最大的愚蠢。
古代的君王致力于亲近百姓，重视明法。法律明确，忠臣就会受到鼓励；惩罚必然，邪臣就会停止作恶。忠臣受鼓励，邪臣被制止，国家就会领土广阔，君主尊贵，秦国就是这样。而群臣结党营私，隐没正道，行私曲之事，国家就会领土被削，君主卑微，山东六国就是这样。混乱弱小的国家灭亡，这是人的本性；治理强大的国家称王，这是古代的道理。越王勾践依赖大朋之龟与吴国作战，却未能取胜，反而沦为吴国的臣子；回国后，他抛弃了龟甲，明法亲民，最终击败了吴国，俘虏了夫差。所以说：依赖鬼神的人会忽视法律，依赖诸侯的人会危及国家。曹国依赖齐国而不听宋国，齐国攻打荆国时，宋国灭掉了曹国。邢国依赖吴国而不听齐国，越国攻打吴国时，齐国灭掉了邢国。许国依赖荆国而不听魏国，荆国攻打宋国时，魏国灭掉了许国。郑国依赖魏国而不听韩国，魏国攻打荆国时，韩国灭掉了郑国。如今韩国弱小，却依赖大国，君主怠慢，听从秦、魏，依赖齐、荆，结果小国越来越灭亡。所以说：依赖他人不足以扩大领土，而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荆国攻打魏国，同时加兵许、鄢；齐国攻打任、扈，削弱魏国，但不足以保存郑国，而韩国却不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不明法禁，不治理国家，依赖外部力量而导致社稷灭亡的例子。
因此，我说：明白治理的方法，国家虽小，也能富裕；赏罚分明，百姓虽少，也能强大。赏罚无度，国家虽大，军队也会弱小，领土和百姓都不属于自己。没有领土和百姓，即使是尧、舜也无法称王，三代也无法强大。君主过度赏赐，臣子无功受禄。舍弃法律而谈论先王的功绩，君主就会任用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因此，我说：这是用古代的功绩来赏赐今人。君主过度赏赐，臣子就会无功受禄。君主过度赏赐，臣子就会侥幸；臣子无功受禄，功绩就不会被尊重。无功者受赏，财库就会匮乏，百姓就会失望；财库匮乏，百姓失望，百姓就不会尽力。因此，赏赐过度会失去百姓，刑罚过度会使百姓不畏惧。赏赐不足以鼓励，刑罚不足以禁止，国家虽大，也必然危险。
所以说：小聪明不足以谋划大事，小忠诚不足以主持法律。荆恭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荆军战败，恭王受伤。酣战中，司马子反口渴求水，他的朋友竖谷阳端来一杯酒。子反说：“拿开，这是酒。”竖谷阳说：“不是酒。”子反接过酒喝了下去。子反嗜酒，觉得甘甜，无法停口，结果醉倒。恭王想要再战，召见子反，子反以心疾为由推辞。恭王驾车去看他，进入帐篷，闻到酒气，便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受伤。我依赖的是司马，司马却如此，这是不顾荆国的社稷，也不顾我的将士。我无法再战了。”于是撤军，斩杀子反以示惩戒。所以说：竖谷阳进酒，并不是故意害子反，而是真心忠诚爱他，却适得其反，害死了他。这是小忠诚伤害大忠诚的例子。所以说：小忠诚是大忠诚的敌人。如果让小忠诚的人主持法律，他们必然会赦免罪行，赦免罪行以显示爱意，这样与下属关系融洽，但却妨害了治理百姓。
当魏国明法、执行宪令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国家强大，威震四邻；等到法律松懈，随意赏赐，国家日渐削弱。当赵国明法、执行国律时，人口众多，军队强大，扩张领土至齐、燕；等到国律被废弃，执行者软弱，国家日渐削弱。当燕国明法、审官断案时，东至齐国，南至中山；等到奉法被废弃，官断不被使用，左右争权，论从其下，军队削弱，领土被削，国家被邻敌控制。所以说：明法的国家强大，慢法的国家弱小。强弱如此明显，但世主却不作为，国家灭亡也是理所当然。俗话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舍弃常法而依从私意，臣下就会以智能装饰自己；臣下以智能装饰自己，法禁就无法建立。这是亡意之道盛行，治国之道废弃的表现。治国之道，去除害法者，就不会被智能迷惑，不会被名誉所左右。从前舜派官吏治理洪水，先令有功者被杀；禹在会稽山召见诸侯，防风氏迟到被斩。由此可见，先令者被杀，后令者被斩，古代重视法令。因此，镜子保持清晰，美丑自然显现；衡器保持公正，轻重自然称量。摇动镜子，就无法看清；摇动衡器，就无法公正，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因此，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法则行，无法则止。因此，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这是万全之道。明主使百姓遵循道，因此安逸而有功。舍弃规矩而任巧，舍弃法律而任智，这是惑乱之道。乱主使百姓以智能装饰自己，不知道道，因此劳而无功。舍弃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在上卖官，在下取赏，利益归于私家，威权归于群臣。因此，百姓没有尽力事主之心，而忙于结交上级。百姓好上交，财货上流，巧说者得用。这样，有功者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多，材臣退位，君主迷惑，百姓聚集而不知所从。这是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的过失。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来亲近，又好言天下稀有之事。这是暴君乱主被迷惑的原因，也是人臣贤佐被侵夺的原因。因此，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这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这是主之道。
明主之道，必须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这是人主的公义；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这是人臣的私义。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因此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这是人臣的公义；污行从欲，安身利家，这是人臣的私心。明主在上，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人臣去公义行私心。因此，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因此，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因此，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内容解释：
《韩非子·饰邪》篇主要讨论了法律、赏罚、公私之分在治国中的重要性。韩非子通过多个历史案例，强调了依赖占卜、鬼神、外部力量等迷信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危害，主张明法、赏罚分明、公私分明才是治国的根本。
占卜与迷信的不可靠：韩非子通过赵国、燕国等依赖占卜龟甲、筴策来决定战争，结果却失败的例子，说明占卜、鬼神等迷信手段无法决定国家的命运，依赖这些手段只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明法与赏罚的重要性：韩非子强调，法律明确、赏罚分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明法、赏罚分明；而山东六国之所以衰弱，正是因为法律松懈、赏罚无度。
公私之分：韩非子指出，君主必须明于公私之分，去除私恩，执行公义。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君臣之间的关系应以“计”为基础，即利益交换，而不是私情。
小忠与大忠的区分：韩非子通过子反的例子，说明小忠诚（如竖谷阳的进酒）可能会伤害大忠诚（如国家的利益），因此不能让小忠诚的人主持法律。
治国之道：韩非子认为，治国之道在于明法、赏罚、公私分明。舍弃法律、依赖私意、听信请谒，只会导致国家混乱、百姓失望、奸臣得势，最终国家灭亡。
总的来说，《饰邪》篇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批判了迷信和私情在治国中的危害，主张通过明确的法律、公正的赏罚、公私分明的治理来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稳定。
